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日前谈到商业诚信问题时说，现在的诚信基础还不如当初创业之时。他的感慨反映一个从传统社会到计划经济时代再到商品经济时代的过来人的困惑。笔者认为，商业诚信问题跟个人和民族的素质或禀性并无必然联系，而是取决于制度体系建设是否与时俱进和完善。当事者畏之于法，畏之于言，不得不在诚信的代价和收益之间权衡。久而久之，其守信的习惯得以养成。
    在传统社会，制度体系大多为口口相传的道德观或价值观，即民风。这些“不成文法”约束和调整着民众之间的行为和利益关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人收入或都是那么制度化透明化，个人利益并非独立的主体单元，“一大二公”则是约束和调整公民之间行为和利益关系的准则。这种情况下少有诚信问题。
    当计划经济时代向商品经济过渡时，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利益的诉求越来越凸显，都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有隙可乘就会逾越法律边界。这种“乘隙”行为，打破了各个个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平衡，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或进行约束。
    在一个信息化时代，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活动，其范围之广，不仅仅局限于现实世界，还延伸到虚拟空间。所以要建立一套严格约束各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即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基于这样一个经济学基本假定，即如何使投入最小收益最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就是要消除不诚信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个交易成本。
    具体说来，制度体系建设有以下几个基本点。首先，就是以惩戒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制度体系建设有两个方面。一、法律体系建设。法律是道德的边界，这是德化教育的最低限。既然是最低限，那么法律体系建设的根本在于惩戒，而不是说教。二、对执法机构的问责机制的建设。法律体系有无成效的关键在执法机构是否责任缺失。凡渎职或不作为者或作为不力者，要严格追究相关机构和责任人的领导责任或执行责任。
    再次，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交易规则及与之相配套的结算信用体系。电商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买卖双方，搜寻和达成交易都是在一个虚拟空间里，却因为凭借一套诚信度评判、商品选判和支付的交易规则配合上物流系统，正在对传统商业模式形成巨大冲击。
    第四，要加大力度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声势非常可观。媒体在揭露重大失信案例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把诚信问题暴露在舆论的阳光下，必使失信者寸步难行，使每个与之打交道者觉得其不诚信从而不确定性的交易成本巨大而不愿与之交易。 (作者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